童大焕中国日记

同题

提交时说内容太少，不能提交，于是加上几句：

为什么移居？就像人不断搬房子，希望搬到大、更舒适、开关更方便、更多朋友的地方住。就这么个理由。

2006：我们怀抱阳光出发

童大焕

2005年的历史已经翻过一页，这一年，我把我的敬意献给三个普通人：

一是原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兴荣，他因被指抄袭而不堪忍受嘲笑与指责而主动提出辞职并获批准，成为这个时代的稀有动物并重新赢得社会的尊重，在我们这个不知廉耻为何物的时代，他让我们重新发现羞耻心之于阳光生活的重要性；

一是著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因鞋套事件和生意伙伴闹僵，哪怕放弃利益也在所不惜。这也是他行事的一贯作风和底线，坚持自己内心的原则而宁肯多花钱甚至完全失利；

一是从四川出来打工二十多年的农民工张志强，他被评选为央视“2005中国十大法治人物”，他现在是北京一家民间公益组织——“打工妹之家”的专职法律工作者，每年要负责几十个案子，迄今已讨回300多万元欠薪。张志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帮打工妹打官司有自己的原则：一不找媒体，二不找领导。他甚至对熊德明后来帮人讨薪的做法不无微辞，在张志强看来，熊德明如果算成功，那是法治的失败。其不凡见识在于，他认为一个普通人，不借助任何媒体或上层关系（这也是大多数人无能为力的），正常诉诸法律而得到救济，才是真正的法治和“众生普渡”。

他们三类人，让我们重温这个时代格外稀缺的“底线中的底线”、“王法中的王法”：礼义、廉耻、争取最平凡最低贱者都能拿得起得下的自我救济和社会救济。如张志强者，即使在最艰难、最需要帮助的情况下，也不被眼前的利益遮挡视线、蒙蔽心灵。大儒黄宗羲有句名言：“大丈夫处世，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中有阳光，相信人总是趋向于光明，世界总是趋向于光明。

2006，就让我们怀抱阳光出发。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我们是人，不仅仅是只知道权衡轻重、计算利害的经济动物，而且是懂得是非、原则、礼义、廉耻的万物之灵长，是有正义原则、有尊严、有理性和智慧的存在。否则，人类也不过是地球众生中的一类爬虫而已。没有心中温暖自己也温暖他人的阳光，你就是住着金碧辉煌的宫殿，也不过像地窖中的老鼠，周遭一片黑暗与冰凉。

熊培去先生在《谁是新青年》（载《南风窗》）中写道：“亲历了二十世纪的风雨洗礼与返朴归真的中国人渐渐知道，真正政治文明必定奠基于生活文明之上。没有生活文明，政治文明就会失之空洞与轻佻。应该说，今日中国人多以生活诉求（而非政治诉求）为旗，为自己的权利奔走，它非吊诡而是真实地表明了中国的进步。正是这种对生活文明的琐碎而真实、循序渐进的追求与争取，在一点点锻炼中国的政治文明，推动中国积百年之沉郁的转型。”

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我们不仅要热烈地追求财富，更要热烈地追求精神的和谐。我们不仅需要物质财富的积累，还要社会的和谐平等，以及我们个人良心的安宁。我们需要从身体、行动到心灵的高度光明与和谐，希望类似于一个贪官倒下，其属下官员无一个不行贿的人格分裂越来越少地出现；每个人从身体、到行动、到心灵的光明，就是我们全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光明。

希望各式各样残酷的“爱心争夺战”不再上演，对弱者的救助应该有常规化、制度化的轨道，或来自法律，或来自政府，或来自NGO，而不要让人们的心在“谁比谁更惨”的“爱心争夺战”中日渐麻木，长满老茧！每一个弱者都能争取到自由、权利与帮助，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就能争取到自由、权利与帮助；反之，如果每一个弱者都只能在“谁比谁更惨”的“爱心争夺战”中争取有限的资源而获得帮助与公平正义，人心和法律、制度之心就有可能越来越冷酷，公正的资源就会越来越稀缺。

因此，对于法律、政府这些公共资源来说，为每一个弱者争得一视同仁的平等的权利、自由和帮助，就是为全社会、为我们整个国家争权利、争自由、争得道多助。这些自由、权利和帮助不因媒体或社会的关注度不同而不同，只因他们境遇的不同而不同。

愿我们永远走在阳光路上，心灵健康，心地善良，生活饱满。

2006年1月3日

新京报元旦社论

用点滴努力达成社会和谐愿景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1-1 1:53:57· 来源：新京报

只有和谐之风吹拂的地方，才能让人真正感受到它的温暖。刚刚走过的2005年，也许会因为“和谐社会”这四个字，而载入史册。这一年，被海内外诸多人士称为“和谐社会建设元年”。

　　“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成为今后中国发展的基调。就在最近，中央明确提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些，都是对“和谐社会”丰富内涵的最好注解。

　　在此目标下，国家规划中明确写明着重把发展目标从GDP增长转移到民生福利上来。仅农村而言，从新年起，农业税将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到2007年全免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政府将投巨资加强农村道路、饮水、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投入。

　　在此目标下，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看到了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听证会，最后的结果也体现了对民意的尊重；看到了涌动神州的《物权法》草案大讨论；看到了以规范行政权力为宗旨的《行政强制法（草案）》，被正式提请国家立法机关审议，它要最大限度地规范行政权力，以实现“善良与公正的艺术”的目标；看到了正在审议的几部法律草案，正在向弱者的权利倾斜，比如对于不签书面合同，将被视为无期限（永久）合同；对于恶意欠薪者，有可能增加刑事处罚条款。

　　在此目标下，人们更加观照我们的生态环境。圆明园、松花江、广东北江等环保事件，让我们再一次深刻领悟“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深意。而对环境的维护，无疑也让“和谐社会”增添了几多分量。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发展方面已由单纯追求GDP上升到追求人文GDP、环保GDP，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协调发展。目前中国既处于黄金发展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如果处理得好，能够顺利发展，经济能够再次跃升，处理不好，经济将停滞不前或倒退。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应重构社会结构，完善社会组织，调整社会关系，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化解各类矛盾和问题，积极促进社会和谐。

　　可以确证的消息是，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正在制定之中，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将逐步放宽。和谐社会，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依相存相惜的社会；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讲，就是要从类似的制度中求解，从公众参与公共决策中，寻找路径和保证。

　　在“人心政治”的调色板上，一些人和事，因为具体而“感动中国”：洪战辉，独自带着捡来的妹妹上学；一位退休医生，义务当社区医疗顾问，在她照料下，体弱多病的邻居孩子，居然从小到大没上过一天医院；一位刚刚去世的律师，从来不忍心辞退员工，总说“再给他一次机会”……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小事”，但正是这些如水滴般纯净的“小事”，让世界感受到和谐乐曲的穿透力量。

　　又是新年。我们照例要送上深深的祝福。为国家，为民族，为每一个人。这是一个变化着的时代，该去的总归要去，该来的势不可挡。机遇和挑战同时在肩，通往和谐的道路不会自然铺就。每个人都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分子，只有每个人都敢于付出，都敢于担当，和谐社会的愿景才会早日达成。

原稿：“和谐社会”指引中国

童大焕

    阳光每天都打在脸上，但有和谐之风吹拂的地方才真正感受到它的温暖。2005年的历史刚刚翻过一页，它必将因“和谐社会”的提出而载入史册。因为上下一致的一系列实质性推动，这一年被海内外诸多人士称为“和谐元年”。

    2005年2月，胡锦涛主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成为我们今后的国家目标和发展基调，其中“民主政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成为实现后面几个和谐的基本条件和必经途径。

    在此目标下，十一五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着重把发展目标从GDP增长转移到民生福利上来。从新年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到2007年全免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两项合计，农民可减负650亿元；政府将投巨资加强农村道路、饮水、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投入。

    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是民有、民享、民治的时代新阐述。于是，我们看到了个人所得税调整的听证会；看到了涌动神州的《物权法》草案全民大讨论；看到了以规范行政权力为宗旨的《行政强制法（草案）》被正式提请国家立法机关审议，它要最大限度地避免“月光下行政”和“砸摊式执法”，将公共行政驯服成“善良与公正的艺术”；看到了正在审议的几部法律草案正在向弱者的权利倾斜，比如对于不签书面合同，视为无期限（永久）合同；对于恶意欠薪者，有可能增加刑事处罚条款；我们也看到了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因在松花江污染问题处理上的迟滞而辞职。环境使我们更清醒、果断：松花江、广东北江流域水污染事件，以及各地连年增长的群体性事件，让我们再一次深刻领悟：惟有自然和人民大众，才是一个国家最可宝贵的财富和资源。

    当然一切还刚刚开始。新的以人为本的国家理念已然形成，但是旧的制度和观念仍然有巨大的惯性和惰性。对渎职官员的事后问责，是政治的进步，但弥补不了社会公众因信息阻滞导致的财产、健康乃至生命损失。面对各种危机和灾难，公众没有知情权就没有发展权和生命权，这是事实一再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国家财政开始更多地关注民生，但是仍然摆脱不了行政主导的惯性，有人统计过，2003年我国行政性支出占国家全部财政支出的37.6%，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支出只占25%。我国每年公款吃喝支出2000亿元，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2000亿元。另外，2005年1至11月全国审计出来的违法违规资金高达2900亿元。这些失控的资金总额远高于公务员工资总额，也远高于医疗、教育、养老失业等公共服务支出。公共财政能否实现和如何实现对于“失控”资金的挤出效应，对我们仍是巨大的考验。而日前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显示，家庭教育支出的过快增长，完全打乱了正常的家庭消费结构，与买房贵、看病贵一起成为三大民生问题。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浙江患者尤国英因无钱治病被送进火葬场事件，一再叩问社会的良知与公正。

    WTO香港部长峰会上，韩国农民的激烈抗议，唱响了小农经济的全球化挽歌。享受着世界上最高的政府补贴、农产品价格也居全球之冠的韩农，因户均耕地1.36公顷的小农经济模式，仍然摆脱不了入不敷出的命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公安部日前明确表示，正抓紧制定出台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和谐社会，根本上就要从类似的制度中求解，从公共参与公共决策中寻找路径和保证。但同时，我们也要反求诸“人心政治”。比如，农民进城了，传统的城市规划理念是把他们以及城里原有的穷人“赶”到郊外，以消灭“城中村”为要务，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服务费用的高涨、交通的拥堵和生活的不便，半夜为了找顿吃的得打出租车横穿半个城市。和谐社会，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依相存相惜的社会，而不是彼此孤立的社会。穷人是街区的福利，帮助城市和街区走出高能耗低效率的发展误区。

    在“人心政治”的调色板上，一些人事，因为具体而格外动人、有力：洪战辉，独自带着捡来的妹妹上高中和大学；一位退休医生，义务当起了社区的医疗顾问，在她照料下，其体弱多病的邻居孩子居然从小到大没上过一天医院；一位刚刚去世的京城名律师，从来不忍心辞退员工，总是说“再给他一次机会”……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机遇和挑战同时在肩，通往和谐的道路不会自然铺就，每个人也都是和谐的一分子，爱眼前每一个具体的人，捍卫他们点滴的具体权利，就是爱我们的国家，就是爱我们自己。

2005-12-29

穷人是街区最大的福利

童大焕

如果让我来评2005年度有关“和谐社会”的最佳作文，非魔鬼教官12月13日的《穷人区是一个城市的福利》莫属。在这篇文章里，魔鬼教官认为许多人把“低素质人口”与市场利益的关系弄反了，他打了个比方：在广州深圳，捏一次脚的花费，大约只有北京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请个钟点工到家里搞卫生，北京也比广州深圳贵很多，而且很不方便。原因是，广州、深圳对“低素质人口”的限制性门槛很低，使得与劳动力成本密切相关的服务业都很便宜，这样一来，同样的收入，在广州深圳的生活水平要远高于北京。从这个角度讲道理，“实现公正”，只会对大家都有好处，而无“天塌下来”的“哪怕”之忧。再一个，也许就是广州深圳无法像北京那样投入巨大成本把各种小摊贩彻底从马路上赶尽杀绝，所以，这两个城市的市民不必像北京市民那样，半夜为了找顿吃的得打出租车横穿半个市，而是走下楼就可以随意选择各种小吃。正是因为有切身的现实利益体会，所以，在广州深圳，对“城中村”的意见，正好大部分市民和主张拆除的政府意见相反，根本不需要有人在报纸上激动地讲究大道理。

这个观点，跟我今年6月份的“城市生态平衡理论”异曲同工：以较低成本容纳大量商业服务及其人员的老旧城区和“城中村”，是城市人文社会意义上的“肺”。他们可以向周边提供较廉价、方便、齐全的生活服务，为大量服务人员提供较好的创业环境，为大量城市流动人口提供栖息、就业之地，为老居民带来巨大的财富空间。它有一股十分强大的后拉力，为城市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商业支撑，帮助城市走出高能耗低效率的发展误区。（参见《从北京大栅栏成贫民窟看城市生态平衡》）

在一此大城市居民的眼里，外来“低素质人口”是与肮脏、贫穷、交通拥挤、治安混乱画等号的，所以一会儿是某教授提出应该设置人口准入门槛，一会儿是某法学博士提出应该

提高城市生活成本让“低素质人口”自动退出，一会儿是某海归提出对外来人口购房多征税。所幸这些都不会最终变成现实，否则一个该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怕是要因此直线下降了。随着近日公安部常备副部长白景富在全国公安机关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我国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户籍改革有可能真正开始向大城市开刀，他说：“当前，公安机关要抓紧制定出台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着力构建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当然，制度的变革只是“穷人准入”的一个外在制度条件，在城乡落差巨大、高密度城市化不可遏止的今日和未来中国社会，即使没有这个外部条件，大城市仍然挡不住人们虽然艰难然而坚定持续进入的脚步。而如果我们对于“穷人”的观念没有从根本上获得改观，则在城市规划与布局上，仍然会形成“穷人区”与“富人区”的断裂与分割局面，从而大大降低城市的和谐程度，而大大提高城市的交通、治安和生活成本。

事实上，穷人区和穷人的存在，不仅仅是指那些聚居的“外来人口”，还应该包括那些流浪汉、乞讨者、街头艺人等等，后者并没有直接参与社会的服务业分工，他们的存在，在很多人眼里，像是一个社会、一个城市的“疮疤”，没有任何益处，只会影响“形象”。事实不然，这些街头游走、比各种匆匆过客相对稳定的流浪人，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免费的“了望哨”，他们的存在，甚至有可能减少街头犯罪率。

而之所以说穷人是街区最大的福利，因为他本能的逐利性会最及时、最有效地深化、细化、优化城市的专业分工，从而大大增加其自身和社会的总福利。这样的及时有效性，是任何计划都望尘莫及的。

任何社会，都会有相对的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是和谐共处彼此相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是彼此孤立和分割，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仅关于大是大非，更直接牵涉贫富双方的福利水平与和谐程度。

中国的城市政府特别是各大城市政府，一直在矢志不移地为消灭“城中村”而努力，政府的经济适用房也一直规划在城市的远郊，这样一种把穷人全部“驱逐”到远郊的做法，可以带来城市中心的表面光鲜，以及房地产商和城市政府巨大的土地收益，但其最终形成的“穷人包围富人”的城市“圈现象”，不仅人为阻碍了城市不同阶层间的细密沟通与协作，而且将大大提高城市、街区的交通成本、治安成本和生活成本，其因此受损的社会总福利，将远远大于那点可怜的土地收益。

穷人不是用来“驱赶”的，而是为街区、城市谋福利的。

2005-12-22

新民周刊12月28日

教育改革的几个向度

童大焕

    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对医改、教改啧有怨言。对此，在医疗领域，国务院相关课题组明确表示“医改不成功”，卫生部虽则不认可这个说法，却也认为医疗领域应该打破垄断。而教育领域，主管部门也作出了明确回应，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日前在新华网与网友交流时表示，“我不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失败的。我认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成功的。”对此，舆论自然是哗声一片。我赞同《南方都市报》社论的观点，我们应该少谈成败，多研究问题。教育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些问题中，有一部分主要是教育部门的事情，但大多数都属于整个政府的事情，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决策范畴。对于这样的问题要做出决策，必须通过公共选择程序，让公众积极参与，让不同群体平等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如果缺乏这样的公共决策程序，就算改革不成功，也决不是教育主管部门一家的问题，而是整个公共决策体制的问题。

    比起情绪化的成败争论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应该理清是非，仔细研究一下教育改革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方向。在这个问题上，个人认为，教育改革至少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向度：

第一个向度是公共决策的向度。教育乃立人之基立国之本，万国之基业。攸关个人和国家的进步发展，攸关社会的长远和基本公平公正。这么一件悠悠乎天地之公共大业，改革的第一个向度，就应该是体现决策的公共性，建立完善的公共决策体制。以这个向度来衡量过去乃至今日的教育改革，可以说，真正的公共决策体制甚至于尚未启动，绝大部分改革方案，从收费、扩招到高考名额分配等等，基本上都是主管部门自己决策、自己执行。这才会有全国人大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到了教育部手里，迟迟不见《实施细则》出台、终于出台时产权问题被拦腰截断，以及对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区别对待等现象。因此，改革的第一个向度应该是切实建立起公共决策、部门执行的管理体制，切实避免部门利益化、利益合法化对改革的侵蚀。

    第二个向度是教育独立、自主、自由的向度。如今，从教育主体（学校、教师）的内部环境上看，无论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育的行政化问题已经深深的嵌入教育的一切细节中，腐蚀着教育的灵魂。是行政官员主导教育还是教育家主导教育，这是个问题。而从教育的外部环境上看，国家垄断教育的基本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冲击，国家、个人、社会团体和其他宗教组织共同举办教育事业的多元办学格局并没有形成，无形之中，既加重了国家对教育责任的负担，也大大妨碍了公民自由选择的教育权利之实现。

    第三个向度是受教育主体个性和创造力自由发展的向度，其考核的标准是素质教育的程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国家垄断教育的局面没有被动摇，另一方面，由于对现有的教育资源实行等级化管理模式，导致的是大学录取率越来越高、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的现象。这个道理很浅显，就像三甲医院在哈尔滨屈指可数，因此，即使其出现天价医疗费丑闻，它照样门庭若市，因为患者别无选择。教育领域的等级化管理如出一辙：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大学、中学、小学的“名校”中，即使大学不断扩招，金字塔不断加大，“塔尖”也永远只有一个！且由于“塔基”的不断加大，往“塔尖”拥挤的人也越发拥挤。以往只要考上大学就好，如今大学生多了，就非得考上个名校才有竞争力。现有的全省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试卷的人才选拔模式，又成为各大学一个标准取人的应试教育的最好“制度帮手”。在学校管理等级化和高考一张试卷、一个标准的双重模式下，学生的智能、个性和创造力要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殊为不易，有教无类、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遥不可及。除了伤及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发展，由此带来的择校制度又使教育成为民众不堪承受的负担。

    教育的改革，应该彻底打破教育等级制，教育投资体制应该从“锦上添花”向“雪中送炭”转变；大学的选拔模式也不应该只有一张标准卷，那样的结果是把学生变成考试机器上的“标准件”。现有的大学统考模式，从经济上来说是最节约的，但是从人才的个性和创造力发展上看却可能是最浪费的。在一个十数亿人口的国家，每个大学都自主招生显然太奢侈，能否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一是采取大学联考的方式，二是采取由社会来发展统考、不同大学外加特殊测试等方式，不拘一格选人才。这样做可以一举多得：既发展素质教育，树立不同大学的各自标准，也打破教育等级化格局，同时考试不再成为国家的巨额经济负担，却成为社会的赢利项目。考试设计有权威者自然胜出。

    第四个向度是教育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目标实现的向度。其中又有三个基本衡量标准：一是义务教育的免费和“均质”程度，这是对重点校制度和择校制度的考验，也是对各级政府教育投入的考验。二是大学录取标准的公平性。这是对现行配额制度的考验。现有的配额制度显失公正，沿海与内地录取名额严重失调。以今年为例，全国高考招生报名人数总计867万，录取率55％，北京、天津、海南等地预计录取率超过70％，而广西、贵州等地44％，远低于全国平均数。与此同时是重点大学地方化，北大、清华在北京一市所投名额，年年超过苏、皖、川、鄂四省总和，20年不变。三是大学生不同出身背景的比例必须合理，尤其是要给更多的穷孩子以“翻身”的机会，从长远上促进社会公平。这又是对大学收费制度的考验。统计显示，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4%上升为去年的19%的同时，大学学费增加20到50倍（从200元到4000至1万元），而同期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只增长了4倍，大学学费涨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长，年均学费占人均GDP的40%到100%以上——以现有人均GDP1200美元计算——而世界平均为5%-10%(公立大学)。世界最高学费在日本，若以实际支付能力计算，中国学生承担的费用是日本的3倍；供养一个大学生，中国居民在城镇需4.2年纯收入，在农村需13.6年纯收入，西部地区则需35年的纯收入；25.5%的学生已表示“不愿再升入大学”，原因是“家庭负担不了上大学的费用”，在校贫寒子弟已有自喻“杨白劳”，学校为“黄世仁”。日前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显示，家庭教育支出的过快增长，完全打乱了正常的家庭消费结构，与买房贵、看病贵一起成为三大民生问题。而投入和产出却未必成正比。在天津，每个800元月薪的职位平均有七八个本科生竞争，在江西等地，很多大学毕业生已开始“零工资”就业。

    第五个向度才是教育普及的向度。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4%上升为去年的19%，但如果考虑教育质量的滑坡和上述几个因素，这样的高等教育仍然不能算是完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因为实际上有很多“大众”读不起，更大程度上仍是“有钱人的教育”。

2005-12-26

中国保险报12月28日

大学有责任让学生“自立”

童大焕

把下面几条有关大学生和学费的新闻放在一起，仔细研读，别有一番滋味：

兰州理工大学20余名学生因错过交费期限，被取消考试、注册机会，已修完的课程面临重修。该校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说，这样做是要这部分学生外出打工，尽快补交所欠学费（《新京报》12月23日）；父母离异的大学生小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父亲为其垫付每年一半的学费和每月300元的生活费。但上海市杨浦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送子女上大学并非父母的法定义务，并因此驳回了小陈的诉讼请求（新华社12月21日）；春节临近，一些贫困学生却无钱买票回家。山东财政学院为200位贫困生代购了火车票，使贫困学子回家过年的愿望将得以实现（《齐鲁晚报》12月22日）；广州大学城聘任曾打五份工（接广告、家教、电视台做主持等）成功赚取每年万余元学费并救治重病母亲的“中华小姐环球大赛”亚军杨爽任勤工助学大使，以此号召更多的大学生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立（《信息时报》）。

这么多信息汇在一起，无非想说明一个问题：在今天大学学费已经相当高昂的现实条件下，大学有责任也有能力创造条件让学生“自立”，既不应该让学生家长承受“学费不能承受之重”，也不能完全指望大学生的个人奋斗，大学对学生的资助也不能只有非常规的一张火车票之类“毛毛雨”，而应该有一个长效的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学校共同建立的助学和奖学机制，让学生充分自立，愉快读书，读好书。而不要身上背着经济的枷锁，眼前望着渺茫的高薪，不知所措，六神无主。

遥想自己上大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那会儿，再苦再穷，一年回家一次跟父母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一般安排在春节，暑假就不回家了。那时候，其实暑假不回家的学生也只有寥寥几人，虽然那时候的穷孩子还真不少。因为学校基本上不收什么费用，每月还给学生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的助学金。我国现阶段年均学费占人均GDP的40%以上——以年均学费4000元计算——而世界平均为5%-10%（公立大学）。这只是学校直接收走的学费部分，如果加上生活费、杂费、住宿费等等，已经占到GDP的百分之百甚至更高了（我国人均GDP现为1200美元）！因此，以支付能力看，中国当前的学费当在全球最高行列。对于大学教育来说，弄不好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行为，若不赶紧自救，人们“为什么要上大学”的新的“读书无用论”将会把头抬得越来越高。因为大学教育的投入和产出却未必成正比。在天津，每个800元月薪的职位平均有七八个本科生竞争，在江西等地，很多大学毕业生已开始“零工资”就业。现在，25.5%的学生已表示“不愿再升入大学”，原因是“家庭负担不了上大学的费用”，在校贫寒子弟已有自喻“杨白劳”，学校为“黄世仁”。日前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显示，家庭教育支出的过快增长，完全打乱了正常的家庭消费结构，与买房贵、看病贵一起成为三大民生问题。

关心国家和孩子命运的朋友应该去读一读薛涌的《如何上得起大学？——以美国大学为例》（《南方周末》2005年12月22日），文章揭示：美国的学费表面上很贵，实际上学生及其家庭真正要承担的部分很少。四年制公立大学的教育费用（包括学费、杂费，以及住宿、伙食等生活费）平均为1.52万美元（其中学费5400美元）。私立四年制大学的教育费用平均为2.83万美元（包括1.84万美元的学费）。但有将近一半的学生，用得到的助学金、奖学金等支付了包括学费、书费、伙食费、住宿费的所有费用后，竟还能拿到平均1300美元的零花钱！公立学校如此，私立学校也大同小异。低收入阶层几乎不花钱读大学。大家需要对付的，是昂贵的生活费用。许多学生一年的花销常常在5000美元上下。有的须花两三千美元。这笔钱，就是不上学，在家和父母住也是要花的。就算打工一小时挣7美元，一年平均每天打两个小时工就可以了。况且暑假可以集中精力打工，上学时还是可以比较专心地读书的。上私立学校，真正的负担比上公立学校也就多几千美元。况且，上私立学校的学生来自富裕家庭的居多。而政府的拨款通过“教育券”方式直接拨给学生，拿到这笔钱的学生，只要到一个学校注册，钱就会拨到学校的账上，学校必须在14天之内把钱交给学生否则就犯法。这样，等于政府给学生一笔钱，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好恶来“采购”高等教育，而不是通过竞相寻租的方式直接拨给学校，制造学校等级从而哄抬教育价格。

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收了家长那么多钱，有责任学习人家先进的助学金、奖学金和政府教育券模式，一只手从有钱人手里收取学杂费，另一只手把它交给贫寒的学子；同时采取灵活的学制，允许学生半工半读，而政府的教育券模式固定一个学生多少资助，学制延长并不多占用政府公共资源。只有通过这样的学生“自立”改造，大学才能拥有一张真正安静的书桌，大学教育的投入产出也才能维持在一个人们能够接受的合理限度内。且只要学生愿意来，这样进进出出的钱，终归都还是大学碗里的肉，如果非要等到学生都不愿意上大学或者普遍上不起大学，那么大学就只能去喝西北风了。

2005-12-27

中国青年报12月28日

小农经济的全球化挽歌

童大焕

WTO香港部长峰会上，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多国多种族的农民，在香港扛着“人肉汉堡”，质问发达国家的谈判代表，你们能快意地享用吗？表现殊为激烈的韩国农民，则以跳海、抢盾牌的抗议方式发泄不满。他们高呼反对世贸的口号，说进口粮食过于便宜，他们没有竞争力，他们要争取人权。

我看到不少评论，有几篇从道义上追问谁来替中国农民陈情。国内除了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替7.4亿中国农民说了话，农民并没有自己专门的利益代表。薄熙来说他们去年人均GDP只有1200美元，中国还有近两亿人处于世界银行日均1美元的标准之下。他要求不含水分地予以中国这个新成员“特殊和差别待遇”。

但我看到国内更多的评论是在谩骂韩国农民，有说他们无耻的，有说他们理直气壮干坏事的，有说韩国政府宠坏了农民的。因为长期以来韩国政府不仅给予农业高额补帖，而且对农产品进口高额征税，并且实行严格的配额制度，结果是农民得利，却害苦了广大民众。韩国农民的香港行动，就是向国际社会陈情，向本国政府施压，要求维持农产品贸易壁垒，以便继续占其同胞的便宜。

看一看韩国农产品的价格，的确有令人触目惊心之感：牛奶：1.58美元/升；苹果：2.66美元/公斤；猪肉：9.07美元/公斤；大米：2.01美元/公斤；牛肉：43.67美元/公斤；食用油：10.07美元/升。以上各类农产品价格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甚至有个夸张的说法，说韩国人开得起车，却吃不起肉！韩国统计厅2003年的统计数据，比较了34个国家的牛肉价格，当中以韩国价格最高，食用油价格，也是全球之冠。土豆、苹果、猪肉等其他农产品大部分也昂首前列。2005年的调查数据是汉城市民购买的水果价格也是冠军，比纽约高出3.2倍，比伦敦高出2.9倍，比东京高出2.1倍。

如果仅仅从数字上来看，韩国农产品价格的确高不可攀，但若从人均购买力水准看，也许未必。从经济总量上看，韩国已成为世界第十经济大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4万多美元。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韩国的十分之一弱，这样换算过来，其牛肉价格的确还是很高，但猪肉、大米可能比我们还要便宜。

更重要的是，即使如一些论者所言，韩国的农产品价格有着一副“屠宰国人”的丑恶嘴脸，但韩国农民是不是就像我们这里一些高价垄断机构职员一样率先成为先富起来而且永远“先富”下去的群体？不然！

据最新一期《新民周刊》（12月23日）报道，虽然韩国已成为世界第十经济大国，但韩国产业发展极不平衡，在农业方面，韩国确实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三农”问题——即农民老龄化、农业空洞化、农村破产化。1993年农户平均收入为1693万韩元，负债683万韩元，收入多于债务。2003年，户均收入为2654万韩元，负债2697万韩元，收入不抵债务。10年里，农民收入只增长了57%，可债务增加了近4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1994年，农民收入为市民收入的99.7%，几乎持平。可到2002年，前者仅为后者的73%。

韩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基本上还是小农经济耕种方式。韩国农民户均耕地为1.36公顷（1公顷等于15亩）。由于土地经营面积小，农业机械化程度并不高。再加上随着工业化进程，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都大幅上升，农产品价格必然水涨船高。韩国的农产品价格比国际农产品价格平均高2.85倍。相关报告显示，韩国农业补贴占GDP的4.7%，居全球前列，从政府对农民收入的支持比例看，美国为20%、欧盟为34%、日本为58%、韩国为63%，中国为6%。

我认为韩国政府如此“厚待农业”、维持社会均富的努力是值得尊敬的，虽然上述消极的保护措施容易触犯各国众怒，对解决本国“三农”问题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挡不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韩国政府也已经认识到，根本的解决途径是要设法扩大农民的经营规模、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他们计划，鼓励农地转让到专业农户手中，把小规模经营为主的农民结构改变为平均经营达到6公顷的专业农户。通过发展农村旅游和本地产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比重由目前的54%提高到67%。每年培养1000名创业农民。将灾害保险的投保范围扩大到水稻和蔬菜。使农民的人均收入达到甚至超过城市居民。为实现这些目标，韩国政府计划从2004年至2013年的10年里，共投入119万亿韩元(约合1190亿美元)的农业振兴资金，以支援面临市场开放的韩国农业。

韩国农民的香港陈情，实际上是小农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曲挽歌！只占全国总人口7%的韩国农民，受到政府全球独有的优待和保护，仍有朝不保夕的破产之虞，正说明传统小农经济已经日落黄昏！中国农民人口更多（占总人口70%），土地更分散（人均不足1亩），政府的农业补贴能力极其有限，我们将要迎接的挑战也因此而更大。

2005-12-25

“不许炒房”能让百姓买得起房吗？

童大焕

    近日，有先生（易宪容）撰文《禁止炒房违宪的谬论令人发指》，这个题目可算挺热的，百度一下可以搜出4000多个选项。作者说，因为现在的土地供应是垄断的；房地产产品因为地段等因素，具有不可替代性；而炒房的资金又大部分来自银行，所以禁止炒房是理所当然的，有利于打压房价，“禁止炒房违宪”的谬论则令人发指。

    文章标题够夺人眼球的，但是通读全文，我却没有看到作者到底想禁止谁炒房，同时炒房的定义又在哪里？如果对这些都没有基本的界定，再义正严辞的声讨，也不过是抽刀断水对空舞剑。

    也许文中的这样一段文字可以对“房地产炒作”进行界定：在国内住宅市场的垄断格局下，形形色色的炒房团以炒作方式操弄市场，不仅使垄断供给者的超额收益顺利实现，同时又加剧了房价的刚性，使某些开发商虚虚实实的涨价预言假戏真做、弄假成真，而且会恶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损害消费者福利，制造社会的两极分化。恰恰因为居于垄断地位的开发商和炒房团属于来自垄断供给与垄断需求两方面的利益共同体，他们才会“嘤嘤鸣兮、求其友声”（应为“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彼此惺惺相惜、同气相求，前者才会为后者的敢做敢为高唱赞歌。而国内房地产开发商和炒房投机者所得正是广大消费者所失。

    通过这段叙述，可以认为其所谓的炒作指的是“温州炒房团”一类的机构运作，但事实上，“温州炒房团”从来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运作机构，而是极其松散的“概念群体”，只不过其在某些时候采取团购的方式向开发商要价而已。其本质上还是和大量的个人投资者一样，仍可归属于“散兵游勇”的行列。对于这样的房产投资行为，要界定何为炒作何为非炒作，可谓难于上青天，买几套房算是炒作？几年内出手算是炒作？都是个问题。既然无法严格界定，那么所谓的打压炒作的政策也不具备针对性和实效性。杭州等地规定多少年内出售房屋必须缴纳高额税收（姑且不论这种税收政策的出台是否合乎法宝程序），但是房价下来了吗？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怎么打击“房地产炒作”，都打击不到地方政府自己和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商头上。

而中国百姓热衷于房地产投资，很大程度上是投渠道狭窄和社会保障缺失的自卫和本能反应而已。他们即使在“炒作”中获利，也不过是在房地产这个市场中获得一点点最后的残羹剩菜而已。脂肥肠满的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

    就算政府打压“房地产炒作”既有针对性又有实效性，就能让普通老百姓大多数都买得起房吗？不能。因为政府垄断着土地，其出让方式不管是协议出让还是公开竞拍，拿出多少地块都是有计划的，这样，房地产行业的准入门槛并没有完全放开，更多的资本不能自由进入，现有的地产商实力能力有限，自然只能“先满足有钱人的需求”，地产大佬任志强的话是实话，骂他个狗血淋头也改变不了这个基本事实。

    因此，真要让老百姓买得起房，就必须打破房地产的垄断局面，确切地说是土地垄断局面。地方政府不能做全国第一的房地产商，更不能强行拆老百姓的房人为制造需求。然后是银行控制对房地产企业的信贷比例和规模，让房地产商用自己的钱盖房子而不是用老百姓的钱盖房子再卖给老百姓。就这么简单。

    易宪容自己也承认，可以说，在房地产开发商垄断市场价格的条件下，获利最多的首先是房地产开发商，第二是政府，是银行、各种中介机构等。“寻根溯源，‘房地产炒作’的行为并不是这种市场结构的始作佣者，把目前房地产市场上的诸多矛盾都归罪于炒房行为，这没准儿是一种误导公众转移视线的障眼法。但过度投机的炒房行为的确会进一步加剧上述受益受损的利益分配格局。”既然如此，就应该把抨击的目标放在房地产垄断尤其是土地垄断上，而不要把大棒敲在细枝末节且难以界定范围和边界的“房地产炒作”上，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否则，不仅对现实毫无作用，而且难免给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感觉。

2005-12-19

热改方案为何如此完美

童大焕

日前，建设部等八部委发布进一步推进城镇供热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停止由房屋产权单位或职工所在单位统包的福利用热制度，改为由居民采暖用户直接向供热企业交纳采暖费，实行用热商品化。原则上要求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供热商品化、货币化。

在我的视野范围内，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公共领域最完美的一份改革方案。本次供热体制改革的核心，至少从方案上找到了公平与效率、公平与节能的最佳结合点。既体现供暖的社会福利和公益性质，通过政府责任充分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也通过完全的市场竞争，控制企业成本，改革供暖方式，大力节约能源。对前者，本次改革方案明确规定，城镇低收入困难家庭采暖资金的筹集，以同级人民政府为主，上级人民政府可通过适当方式给予补助。中央财政将在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统筹考虑城镇低收入困难家庭采暖保障支出因素。

对于后者，在促进完全的市场竞争和促进节能方面，改革方案也做得比较详尽，比如：稳步推行按用热量计量收费制度，促进供、用热双方节能。允许非公有资本等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参与热源厂、供热管网的投资、建设、改造和经营。等等。

除此之外，本次方案还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让人们对未来有一个十分明确的预期。这样的时间表，也是对相关管理部门的一个鞭策和考验。

那么，为什么热改方案能够如此完美？

我们注意到，本次改革方案是由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事部、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八个部委共同发布的，他们的共同努力，既是协作的结果，也是充分博弈的结果，它将使该方案既顾及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也照顾到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的需要，还照顾到了财政和能源节约的需要，是充分的博弈，达致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这八个部委，不管是由谁牵头，没有一个部委是现行供热体制中的利益主体，这，才是如此完备的供热体制改革方案得以顺利出台的关键！

回头看教改、医改和住房制度改革，其之所以弄得怨声载道、朝野不满，无他，就是因为改革方案缺少充分的博弈，而主导相关改革者则已经变成了深陷其中的利益主体！于是乎，应该体现公益的，变成了以市场的名义谋利；应该市场的部分，却以公益的名义拒绝市场。100%的土地一级市场被各级政府垄断和计划供应，96%的医院被公立垄断，教育领域的情形也半斤八两。那些少得可怜的民营机构，一面成为有关部门作为“市场改革”的招牌和遮羞布，另一面却又成为其“过度市场化”的替罪羊和出气口，同时又被各种选择性执法压得喘不过气。典型如哈医二院上千万元的天价医疗费事件，患者家属上百封投诉信无人过问，而杭州廉价的民工医院开张次日，当地卫生部门就来检查开罚单了。教育领域，对民办教育和公立教育区别管理，已是光明正大的公开管理模式，而全国人大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被卡在教育部那里迟迟出不来，好容易等到教育部“实施细则”出台，国家大法里有关产权方面的条款却被拦腰截断。

改革到底难不难？改革是不是迢迢万里征途？热改方案告诉我们，改革并不难，也不是遥遥无际的万里征程。关键在于市场的归市场，政府公益的归政府公益。但是医改、教改和住房制度改革似乎又告诉我们，改革很难，遥遥无期。难在哪里？难在对改革主体的改革。只有当改革的操刀者不再是深陷其中的利益主体，改革的主体才是合格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正义是什么？无非两条：要么所有的利益相关主体充分博弈，要么相关利益人回避，让利益相对超脱者操刀主导。这个问题解决了，改革的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

童大焕按：上月底本月初，著名企业家孙大午在应邀访问李汶香（草根）女士家时为一只塑料鞋套起风波，不仅在网络和纸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而且导致两个合作伙伴生意告吹。针对孙大午的做法，誉之毁之，时已近一月，仍未见息。且看孙大午自己如何看。

孙大午反思“鞋套事件”

孙大午

很喜欢现代化的媒体，尤其是网络。因为鞋套事件，引起了这么多人的参与和评论，让我
感动兴奋，也让我受教育。我赞赏网络媒体的自由与平等，对那些批判我的文章、谩骂我
的帖子，我几乎都看了两三遍，受益匪浅，现在我想回应一下网上对我的批评和批判。

1、关于对我个性张扬的批评和批判

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大午你过了”“小题大作”“粗鲁”“过火过激”，当然还有一些
不雅之词，如“土鳖”“没教养”“自卑”“白痴”“狂妄”……这些批评批判乃至谩骂
，我都收下了，谢谢大家。其实我和大家一样，也时时在批评、批判、谩骂自己，多少人
都遇到了小鞋套问题，大家都能从容处之，而我却不能忍一忍，让一让，还闹得这么大，
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个傻瓜蛋。

我也反思我是不是有了点名气，脾气大了抑或自卑、狂妄，现在还有点拿不准。记得在1998
年，我去中南海参加一个开发农村市场的座谈会，当着某位中央领导和若干部长的面，也
讲了一个小时的近似偏激的实话。出来时，同去的领导说：“孙大午，你这是第一次来中
南海吧？”我说“是”，领导说，“你也是最后一次！”后来我是不是因为嘴上说话太随
便而带来牢狱之灾，尚无定论，但是我怀疑是有关联的。“性格决定命运”，反省自己的
个性，实在是该予批判。为此我也一直很苦恼，很矛盾，我多么想随大流，不要再这样狂
妄，招惹是非！希望大家接着批评、批判，最好不要谩骂。我真诚地承认，在鞋套问题上
，我过了，我和李草根大姐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照，简直有天壤之别。我服虚空超脱之人
，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悟了等于没悟”，佛性的真谛不在“0”而在“1”，熟视无睹的
虚空超脱乃是一种罪恶。（请参阅：“孙大午‘1’和‘0’的思考”一文）

至于我私下骂司机，骂小马，当下就给他们道歉了，如果我自己不在饭桌上说出来，没人
知道我骂过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我骂的人并不多。基本上，骂是一种关爱。骂谁是爱护
谁，因为我每次都把骂人的原因给他们讲清楚。有时我一边骂，一边嫉妒被骂的人，因为
这么多年，我甚至没有足够的机会骂我自己的孩子。

反思自己，个性鲜明不是坏事，但个性张扬伤害了别人就该受批判了。我的性格，不适合
做企业、搞政治，但适合交朋友。我崇尚“不被名累，不为利动，不让情伤，惟理行事”
，现在最担心的还是被名所累，不能做自己！

2、关于对孙大午的影子的批评、批判

这方面有“土皇帝”“邪教教主”“田野专制主义”“禹作敏第二”“小毛泽东”等，因
为是在批判我的影子，我不能照单全收，但是我赞成、支持，因为对这些影子，我也深恶
痛绝，一直在与它们搏斗。

比如，在大午集团，我搞了“私企立宪制”，也就是“三权分立、民主决策、虚君共和”
，我已经从制度上打倒了自己的独裁。我在企业确立的民主体制已经运行一年多了，而且
得到了有识之士的探讨和赞赏。最突出的就是李草根大姐，她要求我把“私企立宪制”向
全国推广，而且她的企业也准备率先实行。（参阅“孙大午‘立宪’”一文）为一件小事
失去她这个朋友，我是非常内疚的。酒喝多了说了一些气话，酒醒已有自责，但最不该的
是，看到李大姐的“进门穿鞋套就像不随便吐痰一样”“中断实质性的项目合作”的来信
，又气上心头，回击她家是“老鼠洞”“邪恶”等。借此机会，一并向李大姐公开道歉！
大午集团已经21岁了，我现在只是监事长。孙大午过去是不是专制独裁者，还是让大午集
团的员工们评价吧，至于独裁专制的孙大午的影子是我们应该共同提防、共同警惕、共同
诛杀的。但是警惕人不是主要的，我们的奋斗目标应是宪政制度。即使是能量巨大的魔鬼
，在宪政的阳光下，它的阴影也会消失。

那天晚上我和李大姐辩论的时候，心里非常痛苦，也非常愤怒。最强烈最直接的感受是，
城里富裕起来的人和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和农民的生活离得太远了。我虽然是一个企业家
，但心态上仍是一个农民，一个普通人，这次发火，实质上是对农民的人格尊严被长期压
抑感同身受的一次爆发，鞋套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孔子赞颜回说：“不迁怒”，我这次
是迁怒了。网上说我“小题大作”是对的。
   
3、就事论事，说鞋套事件

有网友批评我，说“为孙大午居然要高举道德大旗用愚昧、落后、肮脏的卫生习惯取代文
明、健康、清洁的卫生习惯而感到震惊！”“文化的本质是习惯”，这是“城市文明和农
村文明的冲突”等等，这些东西我仍不认可。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一种误导。

两个小鞋套到不了文化之争的层面，更到不了是“一种愚昧肮脏的习惯和健康文明的卫生
习惯发生的冲突”。我认为这仅仅是城市一部分人的一种习惯，但更多的人是入乡随流。
给请来的客人上鞋套，科学地讲，并不能达到卫生的目的，也谈不上文明，更上升不到一
种文化。尽管李大姐随口说了给我套鞋套是为了方便清扫卫生，但是她的内心，未必会认
为我这样一个有车代步的人，鞋会多么脏，人会随地吐痰，孙大午是肮脏不讲卫生的人。
她是陷入了习惯的误区而无意识地操作。我自信她如果肯给我一个深谈的机会，我能说服
她。因为把家里的客厅等同于工厂、食品车间、博物馆；把接待客人等同于对待上门服务
的送水工，是牵强附会、违情悖理的事。

现在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都已到了“席好摆，客难请”的地步。如
果我们请客，却要求客人讲卫生，为防范客人肮脏而准备鞋套，这个定义的前提就是请来
的客人是不讲卫生的。如果有这样一种前提，客也就真的请不到了，在家里请客也近乎荒
唐和滑稽了。试想，有谁出去作客，尤其是被正式邀请作客，不换双好鞋子，穿身体面的
衣服呢？客人需要主人提醒“不要随便吐痰”吗？

所以我认为“鞋套事件”，两只小鞋套没那么沉重，纯粹是一种习惯，是城市富裕以后的
一部分人东施效颦的做作。从换拖鞋演变成套鞋套，既没有侮辱人的意思，也起不到保持
卫生的作用，它纯粹近似于一种操作无意识，却给客人带来很大的心理不适，为物伤人，
我觉得不值。我真心地希望，通过鞋套事件的“炒作”，城市家庭客厅的利用率会提高，
鞋套的利用率会降低。

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如果真是为了卫生，不妨花几百块钱去买一台擦鞋机。但我仍然怀
疑，提醒或强制客人进屋擦鞋是否有违待客之道。

4、鞋套事件，我想不会轻易终结
鞋套事件能引起这么多人参与，本身就昭示出了它的现实意义。我觉得物质文明未必就能
带来精神文明，功利主义未必能自然地走向“与人为善”，人文意识和人文价值需要认真
反思。比如“宾至如归”、“客随主便”这两句话，主人请客人，不是考虑让客人“宾至
如归”，反而要求客人“客随主便”，能说得过去吗？

这个道理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就是非常清晰的，今天我们似乎已经辨识不清了。

还有一点，中国的待客之道是不是落后了？比如西方人坦率，主人会直接问你需要喝水吗
？你如果说不，那你可能就真的喝不上了；中国人含蓄，不管客人需不需要，主人都会主
动给客人上茶倒水，而且客人也大都不主动提出什么要求，讲究客随主便。这是中国传统
的礼仪，我们学西方，能学得来吗？

2004年1月6日，我出狱不久，曾在“2004•中国新视角•搜狐年度高峰论坛”
上对媒体的朋友表示感谢，我说网络媒体使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不再惧怕夜晚，在夜晚的时
候能够看到光明。这一次，我最深的感受仍然是，网络媒体是这个社会的灯塔，是这个社
会最了不起的守望者。

鞋套事件还让我想起狄更斯的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
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
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
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穷富差距日趋拉大，我最担心的是官民矛盾演化成穷富矛盾！
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庆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支持者给了我信心力量；批评、批
判和谩骂者给了我警示，给我立了一块镜子，我真的感谢大家！我太渺小了，但我仍然想
发自肺腑地说一句话：我爱你们！